晚清史研究的整体推进，有赖于某些特别重要而又分散的文献资料的搜集、整理与出版，促使晚清资料体系的短板得以补齐，一些关键线索、权力谱系得以显露，才能打开研究的新窗口。

最近，谭群玉、曹天忠两位教授积廿年之力，推出六册500万字《岑春煊集》，特别对晚清岑氏奏折等逐日胪列、校勘点排，可谓学界一大幸事。

至此，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群体网络中，自李鸿章、张之洞、袁世凯、盛宣怀、翁同騄等重量级人物资料出版后，晚清历史的知识地图上又增补了非常重要的一角，为深究晚清政局变化、近代中西社会变迁、地方治理事件等诸多问题，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。

「重回历史现场」

重视关键人物的深度研究，是推进晚清史整体研究的重要路径。诚如学人所论，人是历史研究的题眼。人治发达的近代中国，关键历史人物的研究，对于理解和掌握晚清乃至近代的大变局，可谓至关重要。然而可惜的是，近20年来关于晚清政坛重要人物如张之洞、袁世凯、李鸿章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等的研究日益繁荣，广为学界认同，积淀自是深厚。与此相对的是，有关清末重臣名督岑春煊的研究，自郭卫东教授、桑兵教授等研究之后，可谓寥若晨星。这与岑氏在晚清乃至近代历史变局中的关键作用，自是极不相符，原因固然与学人旨趣有关，但也如编者序言所云，资料限制也是重要的阻碍之一。

此前岑氏资料整理除何平、李露点注的近50万字的《岑春煊文集》外，几乎无本可据，而文集仅收录民国时期部分电函，与岑氏所留文献相比可谓九牛一毛。此次《岑春煊集》字数增加十余倍，而且特别注重收集1892年至1912年岑氏奏稿等文献，除《秦晋实官捐输章程》《岑春煊奏稿》《乐斋漫笔》等文献一概收录外，更是从大量新公布的清代档案中悉数收集岑文，精心编辑。尤其难得的是，诸多重大相关史实，如粤汉等地铁路修建一事，涉及张之洞、郑观应等相关文献，在对应的岑氏文献后，编者罗列相关文献，附列补注，对于广大研究者来说，可谓便利之至。当然，这种编著无异于另类创造，对于未来学人探析岑氏在诸事中地位和作用，应是裨益良多。

史料涌现的同时，也恰逢史法的更新递进。当下，历史人物研究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复古趋势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历史人物研究历经了一种从精英转向大众的过程，在这一维度的研究中，学人们更多关注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，这是史学界的公认成绩。但是，只有微观人物的考察，却无历史大格局的观照、历史真现场的勾连，恐怕极易陷入脸谱化的碎片性研究之中。努力找到历史发展的关键线索，关注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，重回历史现场，侦知历史真实，可能是未来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。

关注重要的历史人物，不止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地位显赫、盛名累累，关键是他们参与或主导了重要的历史实践，使得历史进程因人的作用，而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及走向。学人们一直以南岑北袁来点睛晚清政治格局，背后的逻辑是诸多政治要事有他们一起经历或参与，乃至每每掀起晚清政坛风云的大浪狂潮。每个历史人物自是一架独特无二的望远镜，从不同历史人物身后人们可以观测到景象各异的历史现场。对照《袁世凯全集》和《岑春煊集》，甲午战争期间，袁赴辽东，岑奔山东；八国联军侵华，岑氏单骑救主，袁氏天津练兵；清末新政发展教育，袁氏主政山东、直隶，岑氏转战山西、四川、广东；辛亥革命之中，袁氏拥兵自重，岑氏倾心共和；二次革命时，袁、岑公开反目，岑被袁政府当作革命党首犯予以通缉；尔后袁氏称帝，岑氏实际主持护国讨袁大局，发誓与袁势不两立。一部晚清民初岑、袁纠葛史，如果少了岑氏出场，真不知袁氏历史如何能够书写得真实而全面。

关键历史人物的亲身之历、执政之绩，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显著线索。如果以岑氏为史学研究的望远镜，管窥晚清民初的历史巨变，其景象何等壮烈和真切。平心而论，李鸿章政治生命在1901年戛然而止；张之洞1909年去世后，政坛再无身影；袁世凯自1916年后，多遭世人唾骂；唯有岑氏，自1901年至1920年，始终在中国政坛中心的镁光灯下出进，无论是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、袁世凯还是孙中山，无不与之有着剪不断的极其复杂的关系。一部岑氏史，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个特定的近代历史巨变的缩影。以岑氏为切入口，配以《岑春煊集》所提供的之前遮蔽了的丰富资料和诸多线索，展示近代中国剧变另一维度真实而精彩的面貌，相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。

「寻人的同时也要启事」

今日史学界有一种有趣的现象，即寻人。以人为中心，展示不同研究路径的新景象，成为当下史学界的重要趋势。但是，寻人的同时也需要启事。因为大体历史进程中，事因人活，人以事重。倡导重视晚清政坛的岑春煊研究，更关键在于学人要对岑氏所主导、所经历的历史大事进行再次深翻，这样才能因人顺势，巧妙展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逻辑和演变节奏。

以晚清教案处理为例，岑氏主政山西，对于跟西方列强打交道多有心得，成为清末慈禧太后处理中外关系、治理地方的重要依赖力量。山西教案数量众多，传教士伤亡甚众，赔款数额巨大，且受到列强的高度关注。岑氏既能安抚国内民众，又能处理列强要求，还能得到朝廷首肯，其办事能力、处理才能均值得肯定。在山西大学堂的教育主权问题上，岑氏既能先发制人，又能有礼有节，使得近代山西教育开国内之先，其历史功绩自有学人肯定。在其主政各地，从山西到四川，再到两广，支持教育发展，重视人才培养，诸多史料，均可见于《岑春煊集》。更值得未来学人检讨的是，如何将岑氏处理的教案个例，置身于晚清复杂的中外关系，以及地方治理应对的大情境之中考察，自将是学界研究的又一亮点。

又以粤汉铁路为例，因事关广东、湖南和湖北三省，实为近代中国铁路发展无法绕开的大事。在官绅联合办理该路的过程之中，岑氏的地位和作用无法忽视。最近有学人专以《申报》资料为据，重申岑氏的修路之功，实为难得之文。但是，检视《岑春煊集（第5册）》《粤汉铁路请准归商接受办理折》《三水枝路破烂拟请由粤筹款修复郑观应禀之批示》《广东善堂行商上禀批示》等珍稀史料，或为编者从清代档案录副档中辑出，或是从上海《时报》《郑观应集》等多处辑录，连点成线，对于了解粤汉铁路官绅之纠葛，多有裨益。此外，同一册书中，有关岑氏参与广九铁路，负责广东一省财政情况等史料不胜枚举，若能将之与其他史料相参照，相关历史原像自当日渐清晰。

更值得重视的是，晚清政局中，地方势力之间互相联合、首尾呼应，成为影响政局走势的关键因素，成为晚清治史者不可忽视之处。无论是粤汉铁路，还是随后的川省保路运动，以及清末宪政中的制宪会议等，无不是地方督抚联合制动、互相配合之举。若不能整体性观察这一地方治理的团体合力，而是相反只做各自为政、脸谱化的研究，仅就张之洞言张之洞，就袁世凯言袁世凯，势必隔离历史本身，造成真正的历史碎片化现象。相比于李鸿章、张之洞、袁世凯研究的欣欣向荣，以岑氏个人资料出版为契机，加强岑氏研究，补齐晚清政坛研究的短板弱项，丰富和健全对晚清地方治理的网络体系梳理，在整体性掌握和把握晚清政坛演变的趋势和内在机制方面，必是推进未来晚清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。

「历史要从整体出发」

杜绝历史碎片，倡导历史整体研究，是当下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。拘泥时段，拒绝跨代研究，本身就是典型的碎片化现象。简单来说，辛亥革命胜利本身，并非单是新的民主共和政权民国建造之始，还意味着旧的政权延续260余年的大清王朝行将就木，以及旧的制度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系统的走向崩溃。要明了民国时期的诸种制度改革都改了什么，不可不前溯清朝，因此离不开长时段观察之前政治经济诸政之沿革。同样，要明晰清代诸种制度实施之效果，最终之走向，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如何进入近现代社会，又不可不了解晚清历史之终结历程，以及民国初年的社会变迁。

对于朝代更替来说，制度的新旧交替自是一番景象。但是，人们怎么经历新旧变化，仍是这场时代变革的主角所在。对于政坛本身的走向，对于政局的前后交替，除了制度、经济等因素之外，人员的变动与延续又是人们最不应该忽视之处。

岑氏在近代历史上的独特历史地位，即区别于其他政坛人物的特别之处，就在于他在旧制度走向灭亡和新制度艰难产生两个关键时段，始终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处，对于整个政坛的走向有着无可替代的社会影响。从维新变法的光绪帝信任，到庚子事变的单骑救主，再到辛亥革命的居中斡旋，直至反袁斗争中的勇立潮头，岑氏诚为这一段历史的重要角色。这一角色绝非历史人物自己选择的结果，而是历史潮流和时代所推。因而，岑氏研究实为了解两个时代跨越历程的天然通道。这不仅有助于沟通晚清与民国政局，而且利于管窥各种相关社会事业的改革变迁，若是再与现有的李鸿章、张之洞、袁世凯、盛宣怀、慈禧太后、光绪帝、孙中山等的研究相勾连，必为晚清民国的跨代研究提供全新的历史景象。《岑春煊集》之出版，将为清末民初历史研究带来新前景，值得格外重视和推介。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）

《岑春煊集》
谭群玉、曹天忠 编
广东人民出版社